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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在身边感悟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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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简介
时间：2013年3月22日
地点：北大英才交流中心——阳光厅
主题：文武学社文化名家讲座系列——在身边感悟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风范
主讲人：周秉德女士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戡，北京大学文武学社的社长。在这里我先简短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社，北京大学文武学社，是一个学生社团，我们的目标就是宏扬中国的优秀文化，我们有国内知名哲学家陈鼓应先生作为指导老师。一方面我们推出文化名家讲座系列，读圣贤书，听名家言。另一方面，我们每周五点在北大校园内举办读书节，由台湾著名武术机构武坛的马龙先生作为教练。今天是我们社团举办的首场文化名家讲座，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周秉德女士来谈一谈她的伯父。今天在现场还有欧美同学基金会的重要成员，郭洪祥理事长、蒲伦昌先生、伍一曼女士。由于周恩来总理没有子女，因此他的侄子、侄女们如同他的亲生儿女。今天为我们做演讲的周秉德女士，就是总理的女儿。总理是优秀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的精神诠释了我国古代的精神，同时开创了新的做人精神，这种既往看来的精神正是我们文武学社所追求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以及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总理都有发自内心的极高评价。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周秉德女士。

　　周秉德：今天能到北大来，非常高兴，因为我总是喜欢愿意跟年轻人一道多聊一聊和谈一谈。今年是周总理的诞辰115周年，几月几号大家知道吗？3月5日，还在这个月之内，也有很多的纪念活动。在老家淮安也有很多的活动，3月1日在国家图书馆有一个讲座，也让我去跟大家说一说，前几天在人民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等都找我去谈了一下，我总觉得各种媒体和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很关注周恩来总理的诞辰日，都非常的发自内心的怀念他，弘扬他的精神，特别是当今的时代更需要发扬他的精神。因此，李戡同学找我的时候，我也觉得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兴趣愿意跟年轻人多谈一谈。要谈的话，我这儿没什么理论的东西和政治上的东西，主要还是从他身边感受到一些具体的事情。在这儿之前想跟大家一块儿先回顾一下，刚才说很多外国领导人对他有一些看法，我想跟大家一块儿共同回顾一下别人对他的评价。

　　周恩来总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发起人之一，是咱们中国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主要的领导人，也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又做了国家总理26年，一开始还兼任外交部长，后来又没有兼任了，一直他是全身心为国家和人民在做事，在做贡献。他一生非常的俭朴和勤奋，志向是非常坚定的。他的志向表现大家都知道，他13岁曾经说过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是我们回顾一下他的一生，我们能够看到他为中华之崛起，不仅仅是读书，他是奋斗了一生的。还有一件事大家不是很熟悉，他16岁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作文，那个作文上他就讲，他要为四万万同胞做公仆。那时候咱们国家就是四万万人，他要对全国人民做公仆。他这句话也代表了他一生的信念，他从年轻的时候，从少年时代他就要为中华之崛起奋斗一生，在青年时代他又要下决心给四万万人做公仆，这句话是真的没有说空话，他一生都在兑现这句话。实际上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是为民、为国、忘我。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比如很多人都这样评价他，在他过世的时候在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话，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人不大注意这前后顺序，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人爱。有人说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大家听出这里面的区别了吗？首先是总理爱人民，人民才去爱总理。但是有人说的时候往往是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这样说就是是非颠倒了。确实是人民总理他是很爱人民的，首先他爱着人民，人民才会热爱他，敬仰他，崇敬他，我觉得这句话是老百姓中说的是很广泛流传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的顺序要清楚。另外，社会上很多人对他各种评价是非常多的，比如著名的儿童作家冰心女士，大家都很熟悉，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我见过的所有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周总理最关心他，最关怀他。她说这个不奇怪，每个人都这么判断，有接触的人都这么判断，因为周总理他是付出的爱最多的人，因此也是得到爱最多的人。而且她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冰心的评价。

　　建国初期有一位妇产科专家叫林巧稚，这位老人家一辈子在信仰着基督教，她见过总理有过交往以后，她说我信了一辈子的基督教，我从来没有见过上帝。当我见到了周总理，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一言一行，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他想象当中非常崇高、伟大的一个人。这是一位老医生讲的一句话。很多人都有各种的评价，比如咱们航天之父钱学森，他说过很多人，特别是党外的人认识了周恩来就认识了共产党，相信了周恩来才相信的共产党，这样的人他说的话是代表了很多很多人的看法。建国之前我们很多民主党派跟共产党的联合，共同的抗日，共同的奋斗，为新中国努力，也都是跟周恩来也很大的关系，他跟大家都交了朋友，大家都很尊敬他，理解他，党外的人士也觉得周恩来是很理解他们的，也愿意跟他交往，所以都交上的朋友，共同为一个目标做奋斗，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的。

　　老百姓中也是这样的，有一个延安的农民雷致富，他接受的采访时说，他情不自禁的说，像总理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周恩来的精神不仅是中国人宝贵的财富，确确实实是一生的无私无畏，他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就是不为了他自己，他不考虑他自己。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这是咱们新中国第一次步入到国际舞台上一个重要会议，别都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匪，后来很蛮横，很野蛮，没有文化，没有教养，是这样的宣传。他们看了周恩来以后觉得怎么不是这样，对周恩来有了不同的看法，有深刻的认识，觉得他是温文尔雅的，他是很文质彬彬的，他是很有教养的，很有说服力的，很多人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到1955年万隆会议，亚洲国家之间的会议又是这样，他很勤奋的在那儿跟各个国家去交往、座谈。因为很多人对新中国是不了解的，对中国的制度也是很对立的，他跟一个国家谈，跟两三个国家一起谈，跟四个国家一起谈，日以继夜，最后的七天他的卫士回忆，他最后七天只是睡觉13个小时，一天不到2个小时，他就是跟各个国家在交往，宣传新中国的主张，新中国的现状，新中国要求进步，要求上进的这样一个决心，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又跟华侨们谈，甚至于找那些服务的人员，炊事员、服务员，去给他们致谢，每一个人都感觉到非常温暖，他就是这样对待所有的人。经过这个会议之后，本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的制度很不了解，甚至有的很严厉的批判他，他到讲台上一讲，他说我们中国代表团来，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求和平的，我们要求同存异，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大家要把不同的观点抛在一边，比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抛在一边，我们共同的寻求共同的目的，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反对殖民主义。因为当时很多国家都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当中，被帝国主义所压迫，所占领，他说我们怎么想办法大家共同的取得民族的独立，这是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商讨的目的。这样大家耳目一新，赢得热烈的掌声。而且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会议上提出来的，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不能够侵犯别人的领土，不能够干预别人的社会制度等等，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能接受，到现在也没有人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在国际舞台上为新中国树立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先进的榜样，我们的国际地位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在国际上大家都知道他在去世的时候，联合国不光有联合国的国旗，是联合国所有国家的国旗全为他降了半旗，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说明他是高尚的，大家对他是很尊敬的。周恩来南开中学时候的照片，在这时候他说的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做公仆。

　　我想跟大家一起谈谈我在家里受到的教育。我的伯父他老家是浙江绍兴，他出生在苏北的淮安，家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我有一个二伯父1945年过世了，我父亲是老三。在这里他对我们家里一直要求是很严的，最早我要从我父亲说起。我父亲在建国之前，我们在天津，我在天津上的小学，他在天津做一些党的代表工作。到北京解放之后，我父亲找到的伯父说应该正式参加工作。伯父说好，你的工作不能由我决定，要由组织上安排。你要读书、上学。他在华北大学学习了党的政策，人生观、世界观，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以后也了分配，分配到了当时的北京钢铁工业局，他实际上是北京部的前身。我父亲到了钢铁工业局之后，伯父对他的领导专门有了交代，说给他的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的低，待遇要尽量的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跟波民当不一样，我们不能够搞裙带关系，也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我们就是要严格的对待自己的亲属，不能有任何的特权。因此，我父亲的职位就很低，那时候每个人的住宿都是根据你的职务大小安排你家里的住房大小，我们家就住了两间小平房，也不通风，夏天很晒闷的很。有人说你是在总理身边长大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多，我们都在那两间房子里真的是住不下了，所以伯伯就让我们三个大一点的就到他那住，也就是幼儿园大班我妹妹和我弟弟刚上小学，我们几个人住在他身边。住在他那儿是不是有多大的房子，多么豪华的房间？没有，三个孩子一件房，三个床一个小桌子而已。那时候我们都是住校的，并不是整天的住在家里，只有周六、周末、寒假、暑假住在那儿，我之所以可以住在那儿，是因为父亲的房子实在住不下。可是父亲的工资又特别第，职位低，工资也低，孩子又多，也很不好带。在工资改革之前，有了工资制是1952年之前，1952年之前是供给制，到了1952年之后有了工资，伯父觉得父亲负担很重，所以把自己的工资拿出很大一部分来，贴补我们家里。当时因为我是老大，多少每个月我到他的炊事长那儿拿钱，写一个借条收到生活补助费多少钱，我拿回去给妈妈。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的时候，父亲身体不好，经常请病假，胃溃疡很严重。伯父知道说不行，你有病不能全天上班，还拿着全工资，那怎么行？你应该提前退休下来，就找他的领导，让他提前退休。他的领导以为总理说说就行了，他正常退休的话工资也要砍下一块，如果提前退休就砍下来更多了。他的领导就很不忍心就不愿意做。过了一段伯父说你怎么还不给他办，再不办要我处分你了，他是我弟弟，他不能够拿着全额工资还不能正常上班，这样不行。就把我父亲提前一年多，只体现了一年多就退休回家了。退了休以后他的工资收入又减少了很多，而他自己的身体又不好，还需要一些营养。伯父又增加了给我们家的补贴，原来是120元，后来是200元，我当时觉得我伯伯反正是一个大领导，收入肯定很多，我每次给家里转送钱的时候都不以为然，不当回事。但是当他过世了之后，我从他历史回忆的文章里才知道，伯父的工资收入只有400.8元，也就是说他宁肯把自己工资将近三分之一，后来到了二分之一的程度来补贴弟弟的家用，也不能让弟弟有“高官厚禄”，也不给弟弟安排一个肥缺，一个高职位，高工资，他拿自己的钱补贴。我听了以后我实在是很震惊的，我也很懊悔，特别的心疼伯伯，怎么可以这样，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太俭朴了。他按说给自己的弟弟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不是问题，就是他不去阻拦，由组织上安排也不会是这么低的水平，他都不，他就要坚持这么做，为什么？他就是用共产党员的准则要求自己的，只有这样他才觉得是共产党员所应该做到的事情。一直到1968年孩子们都陆陆续续参加工作为止，他才停下来，一直十几年，所以他崇高的形象是非常动人，非常感人的。

　　我们再想一想，有哪位夫人可以支持他这样做？夫人肯吗？我的伯母邓颖超又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不但是容忍了，理解了，而且是支持了。他虽然把这么多经济收入支援了弟弟家，但是我们每到跟她见了面伯母跟我们是非常亲切的，不是说我对你有所施舍，我就应该对你怎么样，没有，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冷了、热了、饱了、暖了，该教育的时候教育，该关爱的时候关爱，永远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我的伯母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打对我们一直是这么要求的。这是从对父亲的职位和经济上他是这样安排的。对孩子们的要求，我觉得突出的有两点，第一，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特殊化。第二，我们不能管是生活、学习、工作，我们的出发点要永远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而不能够想到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利益，这是不可以的。他没有这么说，他并不是那样讲的，但是他的一切行动、言行让我们体会到就是这样的。

　　首先关于不可以有特权的问题，刚才也说了，我们共产党不可以有裙带关系，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一来，小时候就跟我们讲，你们伯伯虽然是国家的总理，但是你们就是普通学生，你们长大了就是普通劳动者，他连普通工作者，普通干部都不说，你们长大了就是普通劳动者，利用一定是按照普通人要求自己。说是这么说了，但是我们在行动中有时候会记不住。上小学，上中学我们住在干部子弟学校，为什么住在干部子弟学校和干部子弟班，就是刚才说的供给制，供给制是市民可以有钱交学费的，但是我们父母是供给制就没有钱交学费，所以把这部分钱集中起来，吃、住、上课都在一起，这样这些孩子们到周末的时候才回家。那时候有的同学家里有汽车来接，12岁的我们就不平衡了，怎么别人都来接了，咱们怎么没有人来接，总觉得心里不舒服。上初中的时候回来跟伯父、伯母说，有的同学都有车接，就告诉了我们，伯伯有车是工作上用的，是组织发给他为工作用的，不能为你们孩子父母。一辆车、两辆车都不可以让孩子用，你们就应该是坐公交车自己回来，我们都是坐公交车回来的。我的弟弟们他们在八一学校，他们每个星期两毛钱到西直门换一个车，再到府右街，来一毛，回去一毛。小学生从小吃个冰棍，吃个糖果，五分钱一买，那一大段一定是走回去的。后来到了暑假、寒假的时候被子要拆洗了就找哥哥，说咱们学校有同学都有车接，把被子都接走了回家拆洗了，咱们还不来，怎么办？这哥哥就着急找老师，要了比和信封，信封上写着中南海邓颖超收，因为我们的事都是伯母管。里面写的是，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这五个字是他的杀手锏，因为有行李我拿不动，我是小学生。下午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把他们行李拿到校门口，找了三轮车拉回家了。回去之后伯母说，你口气还不小，还要找车接，那个车是给你用的吗？那个车是给工作人员用的。初中的时候我在院子里看书，伯伯都是通宵达旦的工作，晚上有很多的材料要一个个批，一个个看。看过之后早上六七点钟才睡觉，这还算是早的。出去休息之前在外面透透气，在外面散步看到了我，质问我，你怎么还在这儿看书？我很不理解，我说怎么了，你没看到那么多叔叔在那儿打扫院子，你怎么能一个人在那儿看书。从此我知道，作为共和国总理的侄女不能高人一等，和这些普通战士是平等的，他们做的事情我也应该做，我不能有什么特权，不能认为高人一等，不可以。这个镜头在当时那些年我是不以为然的，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镜头对我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从小受到是这样的教育，跟他们那些战士们是一样的，那些战士都是很普通的战士，我是不可以比他们高贵，不可以比他们有特权，在这种环境下我长大的，所以我从来都是自个儿觉得我们就是普通人，普通学生，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说我们做普通的老百姓，而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这我们说明非常深刻的教育。我的一生都是这样看待的，只是现在跟大家聊天，我跟大家一起谈一谈，座谈一下，下去以后我还是普通人，公交车上，地铁、路上怎么都可以碰得到，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大家都一样。因为我知道这样一些情况我跟大家交流一下，交流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咱们大伙儿了解更多的周恩来具体的人格魅力，他的人格形象是什么样的，只是如此而已。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不可以有任何的特权思想。

　　伯父给我们的资助不光是对我们家，我们淮安老家还有其他的亲戚，也不多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八婶，他的长辈在建国之后有两位，一位是他的六叔，这个婶娘是他亲婶婶，从小母亲去世的早，婶娘把他给带大的，养着他们。八婶到北京来了，她住不惯要回去。本来她只有一个儿子在抗日的时候找不到了，是一个烈士，他们当地老人家在管着她的生活。伯父说不行，这是我的亲戚，应该由我抚养，他也管着这位八十岁的婶娘，一直到最后住院、丧葬都是自己承担的。他的八婶我们叫八奶奶，她带着孙子到北京来读书。我的伯母在给八婶和二伯伯家都有很多的资助。另外他的部下，他的秘书等等，谁有了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助。比如有一位秘书，他的夫人想去读书，原来是护士想学医到医学院，但是她已经有了孩子，知道她坐公交车回家给孩子喂奶很耽误时间，经常影响她上课，所以伯伯拿出钱说给他们赶紧买一辆自行车吧，这样你们可以自己掌握时间，不要耽误了喂奶和上学的时间。这种例子是很多很多的他平常自己很俭朴，可是给别人的帮助是非常多的，不光是帮助，甚至有一些因公做的事情他也自己出钱。比如在他家里吃饭，他请亲属去当然是自费，他请老同学去也是自费，请南开的老同学。他是很念旧，很有感情的人，他把南开的同学找过来也两三次，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大的精力，也会找同学一块儿聚会，当然都是他自费。但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也照样如此，比如那时候咱们国家26届乒乓球赛，咱们乒乓球全是冠军，他觉得乒乓球队员得好好鼓励他们，所以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饭。南京军区有一个剧团讲的霓红灯下的哨兵，他觉得这个话剧很好，在全国反映很好，总理也很喜欢他们，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饭。先在院子里转一转，聊聊天，我今天就请你们吃饭。伯母在旁边说，这个月就剩几毛钱了，你拿什么请人家吃饭？对对对，这是大姐请吃饭，两个人不用商量，他知道我的钱不够了就用大姐了，大姐请吃饭，所以我的伯母真是老革命，老党员，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她非常支持她的丈夫做的任何的事情，她不计较做的任何的事情，而且很支持。

　　对我们工作、学习、志向怎么选？我们从小经常听到他们说什么话，经常会讲到我们革命了几十年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随时随地准备着有可能牺牲，完全可能牺牲，没有想到能够在全国建立了政权之后我们还要担任什么职务，当个什么官，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有这样的社会了，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烈士流血牺牲，这些烈士有的是他们认识很好的朋友，很的同志，当然有大量是不认识，不相识的，但是有成千上万的烈士，他们的鲜血才染红了我们这条路，我们不能忘了他们，我们要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那时候我们共同啃草根、吃树皮，走长征，怕雪山、过草地，有那么艰苦的过程，但是他们没有到现在。我们是幸存者，本来我们是可能牺牲的，但是我们幸存下来了，我们是幸存者，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认真工作，没有理由为人民，为老百姓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工作。这样的讲法我们从小听到很多，我们知道我们做事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能够从个人利益出发。比如我有四个弟弟妹妹，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有四个弟弟妹妹都当过兵，在他们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形势之下，伯父对他们有不同的要求。

　　我弟弟秉钧1961年毕业，他准备考清华，因为他喜欢理科。伯伯把他找去说地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他说我们有飞行员在招收，我已经过了几关，不知道最后可不可以过关录取。伯伯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情，你不管空军能不能录取你，你都不要上大学，不要上清华，就当一个大头兵。我弟弟说我可以考得去清华。伯伯说不是考得去，考不去的事情，大家知道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国务院开会的时候都商量过了，今年的复员军人，农村的不要到城里安排工作，都要回到农村去。农村也尽量少招兵，尽量在城市招兵，这样可以增加农村的生产劳动力，也增加了农村农业支持，支持了农业生产。咱们都是当兵的出身，一定要让自己的子女参军、当兵。你们会说我没有儿子我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我侄子当兵。我弟弟听了怎么样，他当然接受了，不让他考大学了。但是他后来飞行员还是录取了，经过培训分到了部队。伯伯又说，不要考飞运输机，你就去飞战斗机。那时候蒋介石是想反攻大陆的，这意味着安全的机位留给别人，危险的可能给自己。他当然就很服从，一直在战斗机部队。

　　我四弟秉华是1965年高中毕业，伯伯说你也去当兵吧，他说好，我该去当兵，我们学校里也有征兵的指标，可以当兵。伯伯还专门嘱咐他的警卫们，你们谁也不要管他当兵的事情，他当兵由他在学校和他的街道解决。如果伯伯身边的人给他解决当兵的问题，那肯定是特殊兵，舒服的兵。他实际上在学校里当了兵，到了重庆的炊事班当了三年的兵。他在工厂里，回来以后回到北京的工厂，到了工厂自己慢慢努力、学习，慢慢做了干部，而且后来做了新闻出版署的工作，都是当的兵。大家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中学生毕业以后第一志愿，最向往的，头一个是留苏，下来是大学，而且是清华、北大，这是他们最高的理想。我这两个弟弟都没有上大学，都是直接当了兵，文化大革命孩子怎么办？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要广大农村大有作为，都到农村去。我的弟弟秉和到了延安，还有六妹秉建到了内蒙古插队。他们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甚至于生命有时候都不保。后来他们精神状态还不错，都比较勤奋，民兵给他们推荐当了兵。过了几年以后，民兵推荐让他们俩当了兵。六妹在内蒙完全是一个小姑娘，她完全在蒙古包里跟牧民一起交流，蒙古话讲的别人都听不出来她是汉人，都以为她是蒙古人。她也当了兵，她离北京比较近，周末可以来北京看一看，父母也高兴报喜，给伯父、伯母也说。没想到她也回到西花厅伯父、伯母家，伯伯跟她说的第一句话，你可不可以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回到牧区。秉建说我没有因为你的特殊关系，就是民兵推荐我的，我是正正当当的手续当的兵。他说知青那么多，几千万都想去当兵，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不让给别人，让给别的知识青年好不好，让给牧民的孩子好不好？我现在回去，人家以为我在部队里犯了错误才让我回去，是不是我在部队里犯错了？伯伯说我会给你办法。我妹妹哭，想不通。你知道她在农村的时候条件那么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工作强度那么大，如果那时候她当兵了，部队的条件好的多了，你能吃得饱了，你能穿得暖了，工作劳动强度也没那么大了。那时候的解放军威望崇高，大家都特别的崇敬和崇拜解放军，当了解放军多荣耀，都是这样的观点。她哭了好几天，想不通，给我弟弟写信告诉他，弟弟也是想不通。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伯伯从来不给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工作上做任何安排，这一次他居然做了安排，为什么？给他们换了一个县，在延安换一个县，在内蒙换一个旗，那个旗跟县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们是现在来插队，不是又回去了，别让人误会了你们在部队表现不好给退回去了，这个事他是托了别人，找了有关领导一层一层安排，给他们换了一个县和旗。他们后来回去了，回去以后继续在那儿工作，插队、劳动。我弟弟在延安大概六七年，我妹妹做了大队支部书记，上面来的文件都是蒙文她看不懂，就上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还行，学的就是蒙文，她觉得可以在那儿踏踏实实做事了。在那儿找了一位蒙古的先生，在蒙古从劳动、学习、生活、工作，26年才回到了北京，那也是因为组织调动才回到北京，现在在北京财政部工作，今年也退休了。秉建在内蒙坚持了这么多年，当时给她的宣传还很多，报纸上选址她的事迹很多，很多人都说总理的侄子、侄女都上山下乡了，我们干嘛不去？当时很多跟他们的同龄人是在这种气氛下去下乡锻炼了。他们的经历都是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

　　我自己上初中的时候，我在师范女中，这是北京市最好的学校，大伙儿想留苏，干部子弟班是最容易的，大伙儿上了干部子弟班就可以留苏了。我上初中的时候，看的苏联电影、小说，看了一个乡村女教师的电影，这个苏联乡村女教师的电影，觉得这个年轻的，很能干的女孩子，师范毕业以后坐着铁耙犁跑到很远的农村给孩子们教书，教的很好。等她满头银发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人给她祝寿来看望她，看她的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工人、农民、演员、科学家、部长、工程师等等，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那时候是1952年国家还在建设，原来是一个很大的烂摊子，现在各方面建设都需要人才和知识，可是我们的孩子们都有很多的不能够入学，文盲很多，做老师太崇高，太伟大，太有必要了，自己就想着一定要做老师。他一个劲在给我们灌输这样的思想，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想着牺牲的烈士，我们的国家需要建设，我们不能够不认真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样的影响下我报考了师范学校，是一个中等师范学校，念了三年书。那时候三年以后，师范大学可以考，说30%、40%的孩子可以上师范大学，很多孩子都报名了，我不但不报名，我写作文的时候专门写了为什么不去，我说我们国家刚刚建设，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要从小学培养，我们已经被国家培养了三年，已经是合格的老师了，如果有上学的机会，应该让更需要的人念书。因为我看到有的小学毕业就去教小学了，自己当时认为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初中以后还上了三年，我已经是一个象样的，响当当的知识分子了。现在你们看不上初中生、中专生，觉得中专生算什么，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中专生已经很不得了，我们已经很合格了，我们应该赶紧投入到工作前线，导教师的岗位，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就是有这种心情，所以就不要去上大学，赶紧投入到第一线。我要去第一线怎么办？做了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要艰苦，因为我要到农村，我填的志愿就是要去农村做乡村教师，就是学电影里那个女老师。到填表分配就分配到了郊区，到了郊区我骑自行车跑了20里地，到了那儿一看我以为很艰苦很艰苦，到了那儿一看村口居然还有公交车，以后累了可以坐公交车，不用每次骑车了。进去以后有两条街道，街道不是坑坑洼洼，还是蛮平整的。街道里还有小商店，肥皂不够用了可以买了，不用等到回城再买。到了学校非常满足，因为有电灯，不用煤油灯了，我的思想准备是点煤油灯了，我们学校还有电灯拉在那儿，我觉得很满足，不艰苦，做了充分的艰苦的思想准备，到了那儿我看了是很满意的。我跟年轻人经常讲这个话，我们现在年轻人，因为大家的社会都在进步，经济条件都在好转，总想着物质生活还了还要好，讲究了还要讲究，豪华了还要豪华。包括我的两个双胞胎小孙子，球鞋买了一双又一双，哪个最时髦买哪个，不可以。我要提醒年轻人，我们在物质条件上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的特别高，适可而止。你的能力所达的，你能力所限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去追求，你不断的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咱们共产党革命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要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幸福，不是让大家都做苦行僧。我们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生活在不断的提高，可是我们不能超过自己的生活范围之内，奢望更多的，你达不到条件的那个目标。你要如果是这样要求，你永远不满足，永远不幸福。咱们不是总问幸福不幸福吗？怎么叫幸福？如果你把自己的物质条件要求的非常高，你永远是不幸福的。不幸福怎么办？你现在还没有权，等你步入社会，你有了点职务，你有了点权利，你还有这样的思想，你可就要走歪路了。现在那么多贪官污吏怎么来的，他们就是物质上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超过自己条件的要求，而且追求奢望，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希望咱们从年轻的时候，年轻人是最纯洁、纯朴的时候，等你们长大的时候，二十年、三十年的时候，拜托各位再回想回想我今天对你们的请求，咱们大家共鸣。

　　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学习周恩来，要讲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今天只是讲这么几个例子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每一件事情上学习周恩来的精神，我相信你们在这样的精神鼓励之下成长起来，你们将来都是很有作为的，你们有了作为，我们的国家就有了希望，我们国家的发展就会更加的强盛，民族会更加的繁荣，人民的生活也就更加的幸福和美满。

　　我给大家送一个光盘，这个光盘是我拿来给你们文武学社。这是七年之前，2006年1月8日，是总理过世三十周年的时候，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他是非常崇敬总理的，他在半夜里起来一下子想起这个日子是总理过世三十年，他非常激动写了一首长诗。这首长诗把咱们总理全面的评价，对他的论述，对他的崇敬之情都写在里面。有位非常有名的方明播音员，总理过世的时候他播颂的，对总理非常有感情，他把这首长诗做了播颂，也做了光碟。我妹妹有一封信，看了这首诗的感想都在里面，你们在活动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播放。

　　提问：周女士您好，今天在北大能够聆听您的讲座特别的有幸，也非常的亲切。因为我高中就读就是北师大实验中学。我想提问的是，您刚才提到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尤其是教育孩子物质生活上要懂得简单和朴素，是不是有关于您精神上的启迪和滋养？比如从您现在看，读书有什么可以分享启迪的经历？还有一个问题，在物资相当富足的今天，您是否同意从来纨绔少伟男，富足人家的子弟有一些不太好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孩子教育穷和富的问题？

　　周秉德：伯父在我所接触过程中全是忙来忙去，匆匆忙忙，我看不到他读书的时候。他的卫士比他年轻很多，一路小跑跟着他走，他到哪儿都是快走快出，非常的忙。吃顿饭是吃不好的，吃顿饭都有秘书给他看东西，批东西，接电话等等。我知道他办公室里有很多的书，但是我们小孩子不可以进他的办公室，不光是我们不可以进，我伯母都不可以进他的办公室，他们公私分明的很明显，他只有秘书和打扫的人可以进去，其他的人都不可以进他的办公室。有一些人觉得从小在他爸爸里看到什么文件，这种事情我们是绝对没有的，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看书也很小。但是他博览群书，他从小看书特别特别多，所以他才也这么多的知识，这么高的修养。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但是幸福不等于奢华，节俭也不应该是浪费的，还是应该在一定的水平之上，大家一起进步，不是说个别人的奢华，这样我觉得是非常不正常的。我现在很反感有些地方追求的奢华，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搞个晚会换三件衣服、五件衣服，男的搞的花里胡哨，分不清男女的，我觉得这个太没有意思了。这样是不是就说明你的生活水平高了，你这样能吸引人了吗？你内容好了才能吸引人，你的语言好，比如你是主持人，你跟人一块儿谈论问题，你谈论的内容有水平这大家才水平，不是看你的服装，你的装束有多么出众，这种奢华我每次看到都很反感。我们每个人能够端正大方就好，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苦行僧，一定要破破烂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用不着这样，我们现在也用不着这样了，我们原来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的，非常艰苦，那时候咱们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是他把钱资助给别人，他自己过的很苦。我们现在的孩子我希望能够俭朴，我现在的孩子有点过不来，他们基本上还算是俭朴，没有多么的追求奢华。现在条件好一点，有时候稍微好一点，但是他绝对不会那么奢华。

　　提问：周奶奶您好，我在周恩来总理一个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德《论中国》中读到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的状况会更加给恶劣。如果没有周总理，文革不会持续这么久。周总理在文革中软化了毛主席的硬措施而不是反对。我希望您以周总理身边非常亲近人的身份和视角，跟我们分享一下文革中一些小故事，能够给我们展示一下周总理在文革中一些心理的斗争和他美好的组织。谢谢。

　　周秉德：我首先声明，1965年到1974年我在外地，我到了西安和遵义，遵义的山沟沟里，因为我的先生是当兵的，我随军调到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后来他们又到了国防工厂，国防工厂都在山沟沟里，我那时候没有机会在北京，刚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不在北京，直接知道的事情谈不上。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真正亲身体会是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但是我看了很多资料，也看了很多材料，一开始文化大革命他是不了解的，他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他很蒙，当然他觉得既然领袖是这样，要紧跟，要把所有的事情办好，要办的妥贴一点。因为那时候都讲政治挂帅，什么都是政治挂帅要抓革命。为什么要提出抓工农促生产，总理提出来的，你不促生产，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怎么生活？他在那边一边要把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做好，因为很多的学生非得要他去谈才能够听得进去，才能够制止得了，所以他要跟学生们对话。他还要跟各个部委，部委也都瘫痪了，也做不了事情，他尽量想方设法，他秘书也少极了，最后只有两个秘书，他那么多的事情，说他的秘书太多会耽误事，就把秘书减掉，最后剩两个秘书，但是他找了很多联络员，这方面的联络员，那方面的联络员都听他的指挥，他可以安排很多，在工业上、农业上、科技上等方面怎么做，进口了很多国外的技术，国外先进的设备，人才那时候恐怕进不来，但是他那时候做了很多原来是咱们完全达不到的先进的设备都引进了进来。咱们衣服不够穿，每个人要用布票，为了一尺布，每个人一两油，他绞尽脑汁要把这些事情解决掉，要做多少工作，咱们好几亿人，都要一点点的做，都得费他的脑子。人家将军说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你没有苗我们吃什么？但是他不会当面的反对你这句话，他在实际中做苗的工作，要有粮食生产，没有粮食不行。没有衣服穿，那时候我们觉得化纤的布匹挺好，原来没有衣服穿，有的化纤可以多做一个衣服穿和床单了，化纤那时候也是那时候引进进来的。长江大桥是那时候建起来了，两弹一星也是那时候建起来的，他是组长，他组织了一批人在研究两弹一星，怎么样上天。甚至谷牧那时候做副总理，他回忆你要多做一些港口，所以才给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打了基础。那时候如果没有这种基础，我们根本谈不上改革开放。我们有那么多的口岸，那么我的港口，那么多的先进设备，来回的交往都有。我觉得基辛格给他的评价，没有他文化大革命就不会那么长，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从哪儿说的，或者是早晚就完蛋，或者这个国家够崩溃了，也可能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维持下来了。实际上他在大面上要维持我们党的团结，为了国家的稳定，不能够乱，所以他要跟上这种步伐。同时说的不好听一点，阳奉阴违的事情很多，他要做民主的事情，纠偏的事情很多，要不然他不会搞我刚才说到的事情，这些都要在他的脑子里做，而且要通过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实实在在的做工作，给我们改革开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提问：周老师您好，我是淮安人。我们淮安人都非常敬仰周总理的文人，我在管理淮安市清华、北大同学会，我很希望通过这个同学会为周总理写一本传记，您会配合跟我单独交流一下吗？

　　周秉德：传记你们想的很大胆，现在有传记，你们要从你们的角度写。

　　提问：对，一个是从我们同乡的角度写，我以前经常去周恩来纪念馆，我知道纪念馆有保存一些周总理非常珍贵的生活资料，我希望能从更平易近人的角度把周总理当做一个更可爱的人写。

　　周秉德：你们的想法很好，谢谢你们。

　　提问：周阿姨你好，我接着刚才那位同学说的，今天都是片断的回忆，有哪些作品能让我们全面了解总理为国、为民的一生。

　　周秉德：在总理去世三十年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在湖北的一个工程师，他因为敬仰总理收集了很多周总理的书，在2006年的时候，也就是七年之前他把封面和版权都做了一页，搞了很厚的一本，一共收集1537本书，这时在七年之前。现在不知道又有多少书会出来，如果想全面了解，恐怕我还不是权威，我还不能说得那么全面。如果刚才说到的女孩她说要写一个周恩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他是专门研究中央领导人的一个机构，也有专门的组是研究周恩来，他们对周恩来的传，周恩来的年谱，和周恩来解放以后所有批的文件就很厚，很厚了等等很多。从政府的角度看一下中央文献，从个人的角度，从了解他的历史，我知道韩素英写的一本《周恩来和他的事迹》，这是一位英国女作家，她父亲是中国人，她是英国籍，她在回忆为什么要写周恩来这本书的时候，她说过那么一段故事，她说她跟肯尼迪是好朋友，是肯尼迪的夫人跟她说的，我知道你见过很多次周恩来，跟他谈过很多话，你应该写一本书，世界上我只崇拜周恩来，这是美国过去总统夫人。而肯尼迪据我听说，美国年轻人最崇拜的总统肯尼迪是一个，可是他的夫人不是崇拜她的丈夫，而是崇拜周恩来。

　　提问：周老师，我非常喜欢周恩来总理，今天听您讲一些事迹有一个疑问，他对家人似乎牺牲过于大了一些，您怎么看待他牺牲自己的小家，以及身边的一些亲人的意义，顾全这个国家和民族？您是怎么看待邓颖超女士的？能多讲一些邓颖超的事迹吗？

　　周秉德：首先，我们没有觉得他是亏待我们的，他从小给我们的教育让我感觉到，共产党就应该如此，我们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我们没有受到苛求，我们也没有受到委屈。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觉得他就应该这样做，也教育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没有任何觉得委屈，受了对我们的不公，我们觉得他应该这样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没有任何的看法。

　　邓颖超是我的伯母，我刚才也讲了，我的伯父把自己的钱财和收入给了我们，但是伯母非常关爱，她非常支持这件事，而且她也在做这样的事。对我们非常好，因为我们的事情都是找她，伯父根本没有时间管家里的事，小孩子有点什么事情，有点什么问题都找她，回去以后我都是跟她谈，包括婚恋，他对我们婚恋也是有要求的。比如从小对我们孩子们，到了20多岁以后跟我们谈话，伯伯跟我们将了，女孩子可不可以25岁以后结婚，男孩子要30岁以后要结婚，为什么？算这个帐，那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18、19岁女孩子结婚很多，20出头男孩子结婚也很多。他跟我们这样算帐，他说一个世纪如果20岁结婚，一个世纪出五波孩子，25岁结婚一个世纪出四波孩子，30岁以后结婚一世纪出3波孩子，我们中国的土地不多，我们真正可供的地面也不多，可以供给大家吃饭的粮食还是很紧的，我们的人不能增长太快，他那时候是很支持计划生育的，现在当然有一些变化。跟我们的要求是用这个角度要求的，并不是对你个人好不好，他说你应该考虑大局，从大局上考虑。甚至我自己，有人给我介绍朋友的时候，这是一个留苏的学生，非常优秀，各方面条件很好，谈的也很好。但是那时候是六十年代初，跟苏联的政治交恶的时候。伯母专门跟我谈话，也是他们两个人商量的，伯母跟我谈，她说知道你这个朋友是不错的，条件也蛮好的，但是他在苏联有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可是苏联的克格勃是无孔不入，特务到处的钻，反正他拐弯抹角总能找到有关的人，这时候出入中南海，出入西花厅会有问题。我一听马上明白了。伯母对我们很亲切，到外边去给我带件衣服，带一双鞋，很少，不多，但是她会想到。有时候她会到我父亲家里去，父亲的家是一个平房的院子，也不锁，她进去叫了叫门，没有人开，她就推门进去了，进去了之后看到我爸在睡觉，她就写条，今天来看你家里没人，什么时候晚上打一个电话。有时候有芭蕾舞的票，她会送两张给我妈妈看。晚上夏天的时候，他们院子里有小的白的玉兰花，很香的，她就用线绳拴三个别在这儿，再拴一个用纸包起来让我带给妈妈，所以她是很有人情味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的演讲暂时告一段落。感谢秉德阿姨为我们准备的纪念光盘，我们这里也有一份小礼物给您，是我们社团做的书签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