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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余年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研究述评

作者:徐行 薛琳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新中国外交工作长达26年,他为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本文就自1997年以来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这一研究领域的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和现存问题做一简要评述。【因1997年召开过全国周恩来研究述评讨论会,舍后出版了《周恩来研究述评》一书,对此前国内外周恩来研究各方面成果已进行了总结,故本文只研究1997年以后的内容。】
     一、近10余年出版的相关图书概况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国内外先后出版了一批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图书,这些图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术研究型著作。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的奠基》、《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理性与艺术外交大师——周恩来》、《大外交家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战略》、《周恩来国防外交思想与新中国国防》、《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等。【裴默农:《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是其以前出版的《周恩来外交学》的增订版;Kuo-kang  Shao,Zhou  Enlai。and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foreign,policy,St.Martin's  Press,1996(邵国康是美国威尔克斯大学教授);曹应旺:《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宏:《理性与艺术外交大师——周恩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俊彦:《大外交家周恩来》,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韩荣璋、王宜秋:《周恩来外交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戴玉富:《周恩来国防外交思想与新中国国防》,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王永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米镇波:《周恩来与大国关系的变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这些专著中,学者们研究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源、新中国外交遵循的原则、中国外交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构、周恩来外交实践及其外交思想萌芽、形成、成熟、发展、丰富的过程、周恩来外交风格与艺术、周恩来谈判技巧等内容。另有一些作品虽不是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专著,但书中涉及此内容,且有一定学术价值,如《周恩来传》、《周恩来总理生涯》、《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我观周恩来》、《周恩来的政治生涯》等。[1]
     第二类资料集、回忆录和相关报道集。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太平洋上空的彩虹》、《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周恩来与外交部长们》、《解密中国外交档案》[2]等。《周恩来年谱(1949~1976)》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也是中外学术界研究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集。[3]此外,一些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中国外交工作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被收入论文集或个人回忆录中,如《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1966~1976)》,收入周恩来与中苏、中美、中日关系和“乒乓外交”的文章4篇。黄华和熊向辉、师哲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和感受。赫鲁晓夫回忆录中也记载了他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4]
     第三类宣传普及性读物。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走出国门的周恩来》、《周恩来初登世界舞台》、《周恩来万隆之行》、《周恩来万隆会议之行》、《新大陆的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以民促官: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等。[5]此外,近10余年来还有一批纪实文学作品[6]、画册、影视作品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这类宣传普及性作品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可读性较强,受众面更广。
     二、主要论文及其学术观点评介
     除上述图书外,近10余年来国内外学者还发表了大量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方面的学术论文和回忆文章。现将有分量、有一定新意的论文分四个方面评述如下:
     (一)关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在周恩来百年诞辰之际,一些老外交官发表了一批阐述和回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文章。他们皆认为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光辉旗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既是运筹帷幄的主帅,又是全体外交工作人员的良师和益友。钱其琛从九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内容,并提出学习周恩来外交思想要同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7]李肇星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和风格是新中国外交的基础,和平共处是其外交思想的核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其特色。[8]
     除老外交官外,近年来不少中外学者也对该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章百家、熊华源、刘焱、李才义、王巧荣等人全面分析了周恩来在拓展新中国外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9]吴建民等学者专门探讨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当代意义。[10]李连庆、毛德松、杨汉卿等人研究了周恩来“求同存异”的主张。[11]刘武生探讨了“和平共处”思想的萌芽与形成过程。[12]张宏喜阐明了周恩来与外交部优良传统的形成。[13]
     韩国学者李在光分析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源与模式,他认为周恩来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14]加拿大学者罗伯特·基斯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应了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并且为我们在当今这个利益化的世界中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有选择余地的外交行为的基础。[15]
     与外交思想相比,关于周恩来的外交实践近年来研究更加深入。凌青、王殊、裴默农、唐龙彬、高建中等一批老外交官纷纷撰写文章,以亲身经历回忆和阐述了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与外交风格。【凌青、王殊、裴默农、唐龙彬、高建中等人的文章,见田增沛、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一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杨清华从筹建外交部、重视对干部的培养、爱护备至、一视同仁等方面论述了周恩来创建新中国外交队伍的业绩。[16]有学者研究了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形成和外交队伍的建设问题、周恩来提出的外交干部应遵循的“十六字方针”及对外事翻译工作的指导等问题。[17]还有学者研究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谈判策略和艺术。[18]
     近年来还有个别学者研究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周恩来与政党外交、周恩来的文化外交等问题。[19]可惜这些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成果亦很少。
     (二)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和大国外交
     周恩来与中美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热点问题,张再、徐行、刘士田等人的论文从总体上论述了周恩来与中美关系,[20]还有学者分别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对美外交的战略思想、周恩来与中美大使级会谈、周恩来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较量、周恩来在中美关系解冻中的谈判艺术等不同侧面做了研究。[21]由于受到客观原因限制,这些文章的新材料和新观点不多。近年来在中美关系上较有分量的文章是李丹慧的《打开中美关系进程中的周恩来》一文,作者利用美国外交档案研究了周恩来如何与基辛格、尼克松进行谈判及周恩来的谈判技巧和外交风格。[22]
     关于周恩来与中苏关系的研究也是近年来一个热点。沈志华等人根据俄罗斯档案分析了周恩来多次赴苏协商谈判的情况,他还专门研究了周恩来1957年1月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三国的穿梭外交,分析了其积极作用zhao和不利影响。[23]余湛、杨明伟分别回顾和记述了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的情况。还有学者研究了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贸易谈判、周恩来与156个援华项目、周恩来与中苏边界谈判等问题。[24]近年来中俄两国学者还通过新披露的史料和当事人的访问记录,澄清了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的一些史实。[25]    进入新世纪,关于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的回忆和研究性文章逐渐增多。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四类:一是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的整体研究;二是中日民间外交;三是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四是周恩来与日本各界人士的交往。钱嘉东、王效贤、李海文、孙大力等人的文章属于第一类中代表性的文章,他们全面评价了周恩来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6]对于周恩来倡导的“中日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国内多数学者一直持肯定的态度,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27]另有一些中国学者研究了周恩来在中日复交前期准备过程中的作用、周恩来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周恩来与竹人义胜的会晤、周恩来与池田大作友情的基础等问题。[28]日本学者大泽武司则专门研究了周恩来与日本战犯的处理政策问题。[29]
     中英两国从1950年就开始举行建交谈判,直到1972年才正式建交,两国关系中无处不留下了周恩来的身影。可惜国内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成果不多,仅有王国学的《周恩来与建国初期的中英关系》一文初步研究了周恩来开启中英建交谈判、签订中英贸易协议、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等项工作,以及陈扬勇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奈外交》一文涉及周恩来处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问题。[30]
     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遗憾的是专门研究周恩来与中法关系的学者并不多。2008年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两个青年学者探讨了周恩来与中法建交的几个问题。[3]
     (三)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
     中国与朝鲜、越南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对周恩来与这两国和两国政要的特殊关系比较感兴趣。有人专门研究了周恩来在朝鲜战争后战俘遣返问题上发挥的特殊作用;有当事人和学者分别回忆和分析了周恩来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超凡的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32]杨明伟、徐行的文章探讨了周恩来与朝鲜领导人的关系,以及20世纪50年代两国高层领导互访的重要意义。[33]
     在周恩来与中越关系的研究中,美国翟强教授的论文《周恩来与中越关系》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曾任周恩来越文翻译的梁枫撰文具体记述了从1955年到1975年20年间周恩来为增进中越友谊做的主要工作。[34]
     廖心文研究了周恩来与中印边界和中缅边界谈判问题,以及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的重要外交决策。[34]还有学者和老外交官分别阐述了周恩来为发展中印友好关系所做的贡献、周恩来与中缅建交、周恩来与缅甸华侨问题。[36]印度前驻华外交官白春晖比较了尼赫鲁和周恩来两人的共同点和差异性。[37]
     在中国与柬埔寨关系上,研究相对薄弱,现只有回忆周恩来对西哈努克给予支持、促进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团结合作的文章,[38]研究周恩来与红色高棉关系的成果目前还没有。
     在中国与非洲关系上,周恩来20世纪60年代对非洲十国的访问和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成为研究的重点。针对前些年外国学者提出周恩来此行除了与突尼斯建立外交关系之外,并没有取得太多外交成果的观点,[39]中国学者对这次访问给予高度评价,还有学者提出周恩来是中非友好关系的奠基人的观点。[40]坦赞铁路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国最大的对外援助项目,当年参与此项工作的外交官撰文回忆了坦赞铁路的决策与修建过程以及周恩来精心安排派遣援助队伍、访问坦桑尼亚、病重期间仍挂念坦赞铁路修建的情况。[41]还有博士在论文中专门研究中国援建坦赞铁路问题,其中涉及对周恩来作用的评价。[42]
     虽然拉丁美洲国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起步最晚,但周恩来仍很重视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是第一本专门记述周恩来与中拉关系的作品。[43]作者记述了1952年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培养西班牙语人才、周恩来为中国与古巴建交所做的工作,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周恩来抱病会见拉美国家访华代表,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中国与巴西建交谈判的情况。遗憾的是该书只是一本纪实性作品,这方面有价值的研究性论著至今鲜见。
     (四)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其他问题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出席的两次大型国际会议,学者们对此问题一直比较关注。李海文、熊zhao华源等中国学者分别研究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及解决朝鲜问题进行的努力、日内瓦会议过程中周恩来与英国代表接触的情况、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出的和平外交思想、周恩来在出席国际会议期间表现出的外交风格等问题。[44]俄罗斯学者科罗廖夫分析了中苏两国围绕日内瓦会议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利益分歧。[45]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全面研究了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阐明周恩来自始至终是这场斗争的直接领导者。[46]但总的来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是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就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
     但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近10余年来仅有个别学者研究了周恩来为拓展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周恩来的外贸思想。[47]
     三、现存问题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思考
     综合以上评述,我们可以看出10余年来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自20世纪末至今,国内外已出版相关图书30多部,各种论文、纪念性和回忆性文章已有百余篇;二是研究视角拓宽,从原来单纯阐述周恩来外交思想、外交原则扩展到对周恩来与多国接触、与一些国家政要交往的研究;三是研究水平提高,从过去回忆性、纪念性文章偏多向研究性、考证性论文方向发展;四是研究队伍壮大,从发表论著的作者年龄结构看,老中青俱全,以中年为主,一批年轻学者已涉足这一研究领域且取得了一定成就。
     近10余年来在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我们应该看到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最主要的问题有三点:
     第一,资料使用相对单一,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匮乏。从目前国内研究者使用的资料看,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文文献,使用外文文献很少。而中文文献又多是二三手资料。从客观上看,国内对档案管理和开放限制较多,直接影响了学者们对第一手资料的了解和利用。国外虽然档案开放度和相关服务比国内要好,但出国手续、经费问题等又限制了不少中国学者;从主观上看,国内一些学者对使用档案资料不重视.缺少钻研精神。对已经解密的外交部档案,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并不多,就算是二三手资料,国内一些学者也收集和使用的不全面。
     第二,研究领域不够开阔,某些内容相对薄弱。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三多三少的问题,即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多,研究具体外交实践的少;研究周恩来与大国外交的多,研究其与中小国家外交的少;研究周恩来对外政治交往的多,研究其与对外经济援助、双边贸易、文化交流的少。这反映了学者们研究领域仍显狭窄,研究视角仍不够开阔。当前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研究的薄弱环节主要有:(1)对中国与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老挝、蒙古等国关系的研究尚未开展,对有所涉及的中越、中朝、中缅、中印、中柬关系以及中国和非洲、拉美国家关系的研究仍显分量不足、深度不够;(2)对周恩来与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对外贸易问题、对外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亟须加强;(3)对周恩来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渊源挖掘不深;(4)对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关系问题的研究尚需加强。
     第三,与国外交流较少,对国外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了解不多。如果缺乏交流,就会束缚其研究视野,限制其认识问题的深度,归根到底会影响其对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的深入研究和历史评价,甚至使其无法思考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外交原则的现实性意义。
     上述问题如何改进,怎样才能把研究引向深入?笔者初步做了以下三方面的思考:
     首先,要使我们的研究深入、可信,就必须使用一手材料。从国家角度说,要扩大档案开放的力度,制定便利查阅和利用档案的措施,如定期公布档案目录,提供上网阅读原件服务,制作微缩胶卷等,争取尽早与国际接轨等等。从学者角度说,要在努力发掘和利用国内档案的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出国访学的机会积极搜集外国档案资料,主动了解和吸收国际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才能使研究更上一层楼。
     其次,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研究思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吸收国外先进的治学方式、方法,研究zhao国外的各种学术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改变陈旧的研究方法和死板的研究思路,从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角度去分析中外关系,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去全面深刻认识和研究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
最后,针对薄弱环节,深化研究,弥补不足。应抓紧开展以往学术界忽视的中国与亚非拉中小国家关系的研究、周恩来与新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援助问题的研究、周恩来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周恩来与政党外交等等。此外,还要加强对周恩来外交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内涵问题、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外交舞台上的各自作用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参引文献]
    [1]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刘武生:《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Barbara  Barnouin  &Yu  Changgen,Zhou  Enlai:A  political  Life,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6.
    [2]田增沛、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王永钦编《太平洋上空的彩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朱佳木、安建设主编《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张植荣主编《周恩来与外交部长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徐京利:《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
    [3]《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安建设编著《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熊向辉:《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廖心文、熊华源、陈扬勇:《走出国门的周恩来》,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熊华源:《周恩来初登世界舞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熊华源:《周恩来万隆之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唐灏:《周恩来万隆会议之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黄志良:《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钱江:《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陈答才、潘焕昭:《以民促官:周恩来与中日关系》,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6]陈敦德:《迈步在1955:周恩来飞往万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陈敦德:《探路在1964:周恩来飞往非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7]钱其琛:《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8]李肇星:《学习周恩来外交思想为外交事业多做工作》,田增沛、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
    [9]章百家:《忠于时代,超越时代——周恩来与中国外交》,《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熊华源、陈答才:《试析周恩来与新中国局面的开拓》,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二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刘焱:《论周恩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徐行主编《南开学者纵论周恩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才义:《试论周恩来全方位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王巧荣:《周恩来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0]吴建民:《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外交评论》2008年第4期。
    [11]李连庆:《论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二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毛德松:《周总理“求同存异”思想的丰富内涵》,《国际观察》1998年第1期;杨汉卿:《周恩来求同存异以诚释疑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广西社会科学》1998zhao年第2期。
    [12]刘武生:《周恩来提出和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考察》,《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
    [13]张宏喜:《外交部的优良传统与周恩来精神》,《外交官》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14][韩]李在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周恩来外交思想根源与模式之探析》,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
    [15][加]罗伯特·基斯:《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的当代意义》,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王家云:《周恩来外交思想对建设和谐世界的启迪》,《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2期。
    [16]杨清华:《春风化雨,浸润心田——忆周总理创建和培育新中国外交队伍的业绩》,田增沛、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
    [17]骆亦粟:《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形成》,《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尚山:《周恩来与外交队伍建设》,《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丛文滋:《建国初期周恩来提出选拔、培养外事干部的十六字方针》,《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18]许怀熔:《周恩来所树立的新中国外交风格》,《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张宏喜:《对周恩来高超外交艺术的几点解读》,《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
    [19]随新民:《理解周恩来外交思想:一种外交哲学的视角》,《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钟连文:《试论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梁晓君:《塑造新中国形象——试论周恩来的文化外交》,《外交评论》2008年第4期。
    [20]张再:《周恩来与中美关系》,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二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徐行:《周恩来与中美关系四十年》,《香港中国近代史学报》2005年第3期;刘士田、谢士法:《周恩来与中美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
    [21]卓爱萍、朱超南:《浅析新中国初创时期周恩来对美外交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第5期;米镇波:《周恩来与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徐行主编《南开学者纵论周恩来》;余科杰:《反对侵略,捍卫主权——周恩来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郑华:《从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看周恩来谈判艺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一[22]李丹慧:《打开中美关系进程中的周恩来》,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23]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沈志华:《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6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24]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杨明伟:《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党史天地》1998年第1期;高长武:《周恩来指导1950年中苏贸易协定谈判简况》,《党的文献》2008年第1期;米镇波:《周恩来为争取156项大型建设项目所开展的对苏外交》,《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江维:《周恩来与中苏边界谈判》,《党史天地》2003年第7期。
    [25]宗道一:《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真相》,《福建党史学刊》1997年第9期;[俄]M.c.贾丕才、马贵凡:《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6]钱嘉东、王效贤:《周恩来与中日关系述论》,《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李海文:《饮水不忘掘井人——周恩来对中日复交的贡献》,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孙大力:《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27]陈答才:《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二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玉贵:《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建平:《从中日关系正常化看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刘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李广zhao民:《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万隆会晤述评——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忽略的两小时》,《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28]徐行、薛琳:《周恩来在中日复交前期准备过程中的作用》,《新疆社科论坛》2009年第4期;孔繁丰:《周恩来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胡呜:《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竹人义胜身份与作用的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曹应旺:《周恩来与池田大作友情的基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9][日]大泽武司:《周恩来与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0]王国学:《周思来与建国初期的中英关系》,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二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陈扬勇:《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奈外交》,《书摘》2006年第8期。
    [31]薛琳:《周恩来与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高长武:《周恩来与中法建交的几个关节点》,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
    [32]李金明:《战争与和平的理性抉择——试析周恩来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王玉强:《周恩来与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戚义明:《“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从朝鲜停战谈判看周恩来的决策艺术》,《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柴成文:《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
    [33]杨明伟:《比金子还贵重的友情——周恩来与金日成》,《瞭望新闻周刊》1998年第17期;徐行:《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朝两国高层领导的互访及重要意义》,《天津党史资料与研究》2009年第6辑。
    [34][美]翟强:《周恩来与中越关系》,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梁枫:《周恩来总理与中越友谊》,田增沛、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
    [35]廖心文:《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印边界问题》,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廖心文:《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周恩来与中缅边界谈判》,《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36]李达南:《忆周总理与中印关系》,田增沛、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张勉励:《周恩来复缅甸建交电时间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6期;范宏伟:《周恩来与缅甸华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7][印]V.V,白春晖:《尼赫鲁与周恩来》,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二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38]张青:《情深意重二十载——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交往纪实》,田增沛、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
    [39]W.A.C.Adie,“Chou  En-lai  on  Safari”,The  China  Quarterly,No.18,1964。
    [40]陆庭恩:《中国与非洲国家首脑外交的范例——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非洲》,陆庭恩主编《中国与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启祯:《开拓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忆周总理对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访问》,田增沛、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赵源:《忆周总理几内亚之行》,《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尹承德:《周恩来总理与中非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
    [41]周伯萍:《周恩来与坦赞铁路》,周伯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周伯萍:《周恩来与坦赞铁路的援建》,《百年潮》2000年第6期;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陆庭恩:《坦赞铁路的修建与中非友谊》,陆庭恩:《非洲问题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42]沈喜鹏:《周恩来在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中的作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沈喜鹏:《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响》,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43]黄志良:《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44]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的努力》,《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钱江:《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的关键时刻》,《领导科学》2001年第13期;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王黎:《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
    [45][俄]亚历山大·科罗廖夫:《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中苏两国对日内瓦会议的共同要求和不同看法》,徐行主编《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
    [46]张秀娟:《周恩来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历程》,《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7]徐行、张松:《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的对外贸易思想与实践》,《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刘德军:《周恩来对外贸易思想述评》,《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作者简介]徐行,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300071;薛琳,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300071。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