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娜
（南京工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纪念空间是建构政治认同、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资源，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周恩来纪念馆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空间设计传播意识形态观念，另一方面通过馆内举办仪式活动激发情感体验，以价值和情感的互动达到塑造历史记忆，建构政治认同的目的。整个纪念馆结合周恩来生平事迹，构建出共产党人树立崇高理想并始终坚守的记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坎坷记忆和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记忆，以对共产党员的认同构建为出发点，推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
关键词：纪念空间；政治认同；周恩来纪念馆；历史记忆；仪式
纪念空间是历史文化的物化形式，以建筑实物的形式讲述历史，传播价值理念，建构认同。纪念空间是人类所创造的为了实现纪念特定人物、事件的功能性场所，一般由纪念建筑、纪念碑、雕塑等实物及其场地和环境所组成。目前对纪念空间的分类可以概括为三种：其一，从社会学角度将纪念性空间划分为个体纪念性空间和公共纪念性空间；其二，从建筑学角将纪念性空间划分为以博物馆、纪念堂、故居、纪念塔为代表纪念性建筑环境空间和以纪念园、纪念广场、遗址公园为代表的非建筑环境纪念性空间；其三，从最初建造的意图角度分类，将纪念性空间划分为意图性纪念空间和非意图性纪念空间。三种分类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纪念空间的概念、内涵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对其功能的了解。周恩来纪念馆作为公共性纪念空间，是一种意图性的纪念空间，目的是为了回顾人物与党和国家的建设密不可分的过去，产生认同。
认同一词源于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是一个与“自我”紧密相关的概念，与个体对他人、社会的自我估量有关。后来引入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逐渐被用来解释个体与群体、组织和群体间、组织间的依赖、归属情况。而政治认同概念的核心指向是政治合法性，它是指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承认、赞同和同意，在此基础上，公民自觉以该政治权力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通常包括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具体的政策认同等。政治认同是凝聚社会力量，施展社会统治与治理的基础，关系到长期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周恩来纪念馆作为革命与历史文化内容的空间延伸，其主要目的在于传播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激发政治情感，唤起有关过去的红色历史记忆，并在现实层面对相关政治性内容进行潜移默化的有效传播，达到塑造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目的。
关于纪念空间的相关研究，多从建筑学角度围绕建筑空间、城市空间、纪念场馆、遗址的设计展开；还有一部分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纪念空间与记忆的关系展开，既有理论层面的研究，也有以具体的人物纪念场馆、陵园、景观和故居为中心的考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探讨具体的记忆生成。另外纪念空间结合仪式、认同展开研究也是一个方向，多围绕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英雄纪念碑、战争纪念园等展开；还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分析某些特定族群村落空间的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建构。而从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展开的研究较少，纪念馆与认同的建构研究相对缺乏。同时，关于周恩来纪念馆的研究较少，主要是围绕具体的旅游资源、情况及后续发展进行，还有一部分是围绕周恩来精神开展教育的实践及其创新教育路径。因此以周恩来纪念馆为例，探讨政治认同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纪念空间的设计传播意识形态
空间与权力密不可分，空间是权力塑造的结果，可以看作是权力的外在显现形式。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已经成为国家首要的政治工具，并以这种方式使用空间，以确保其基层的控制、其严格的层级、整体的统一和部分的区隔”，纪念性空间也是如此，它是国家权力形塑的结果，传达出其背后所代表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周恩来纪念馆不论是选址、对自身空间的设计搭建还是馆内展陈文物，都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体现。
（一）纪念馆场地选址蕴含价值取向
景观和建筑等形式同样作为一种具有科学依托和让知识实体化的学科内容，在自身相关历史传统中，也需要被审慎的看待。相关纪念馆的场地选址，实质上在相关意识形态的目的性参与下进的。这种“方案的拟定”首先依托的是对纪念主体的有效宣扬。此外，运用相关的知识体系和有效的场地评估手段对相关实践活动加以知道也是必要的前期内容。纪念性场地尤其是类似周恩来纪念馆这样的“红色标志性”建筑，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政府主导主导和参与的。这也在最初级的层面上就对政治空间的塑造做了必然的要求。如同福柯建筑形式类比社会组织的传统，在《规训与惩罚》中，其用“边沁的圆形监狱隐喻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全景敞视主义”就是对相关内容的有效回应。任何纪念场地或空间设计的选址都必然尤其蕴含的价值取向，意义是空间追求的最主要内容。周恩来纪念馆对场地设置的选择同样秉承了传统的观念。其场地依托纪念主体，并以完满反应过去真 实内容为目的。基于人文还原和自然依托的空间选取仅仅是作为形式观瞻的有效参与；其选址淮安的终极价值还是要回归政治叙事，以达到精准宣扬相关红色记忆的政治性目的。
（二）纪念性建筑宣扬意识形态
纪念性建筑宣扬意识形态，其纪念那些过去内容最大的目的是为照亮现实和连接未来，将过去的意识形态延续到当下。纪念性建筑除了展示功能，还具有教育引导的作用，向受众者宣传一定的价值或者精神，它是建筑实物与意识形态的结合体，“历史的显见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伟大建筑的流传皆是因其超越使用功能之上的精神意义的升华而被传颂的，这种精神的升华和精神意义的结合成就了伟大的建筑，形式语言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表达”。纪念馆内的周恩来总理的汉白玉雕塑和馆外的铜像雕塑传达着周总理光辉伟大的人物形象。同时在建筑设计中，设计者对人物生平、特征的理解和印象以艺术化的手法创作出来，比如象征。象征纪念馆建筑的设计中，代表了“意义”与“建筑语言”之间的关系，“意义”指人物特征，“建筑语言”（包括体量、材料、肌理、色彩等）指人物特征的抽象表现，二者通过显见的相似性引发纪念主体的联想。例如，纪念馆呈四方 形，四角分别由四根花岗岩石柱组成，四根花岗岩石柱寓含着周恩来生前曾先后于1954年、1962年、1964年和1975年四次提出要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四个现代化对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对今天的国家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传达出共产党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思想。
（三）展陈文物输出意识形态
粘连着空间叙事的展陈文物，是充盈纪念的重要内容。而相关档案资料、图像以及影视资料和馆藏物件都在共同塑造主体政治认同和设计政治空间认同上和来访受众产生了必然的交集。具体而言，首先是展陈文物的空间陈列，要考虑所传达的主基调，并以空间的形式传达出设计者的意识形态，“对于悲惨、壮烈的历史事件，可以将相关文物放于相对狭小的空间当中，以空间给人造成的局限、压迫感来引导参观者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感受，而对于与成功、胜利有关的历史事件，可以将相关文物放于宽广、开阔、通透的空间中”，因而展馆内体现党和国家艰辛奋斗的事件爱你，如皖南事变、大革命失败的陈列集中在较为狭窄的空间内。其次在具体的馆藏文物方面，主要是通过图像叙述的方式，传递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摄影、照片、图片、绘画、电影等的方式。图像的最大特点是可视化，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征，图像本身缺乏叙事能力，但可以通过对对图像按照叙事的逻辑进行编排，生成前后逻辑相关的事件，以事件间的关联做出大体一致的解读。这样一来，展陈文物以相关事迹和真实史料的呈现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内容的读者注入。同时，展陈物件作为文物的存在，甚至其本身就具有文物的属性，这一内容是构成纪念主体完备政治叙事的重要依托。同时，依据相关物件的厚重呈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观者带来了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冲击。这种来自纪念主体的拉康式“凝视”，也让观众在自为“他者”的过程中导致了纪念主体与观看主体间的心灵互换。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心灵的交互，才更为完满的促成了相关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
二、纪念空间内仪式激发情感体验
纪念空间提供了仪式举行的场域、场所，营造了仪式举行的庄严、肃穆的氛围，加深体验感。而且在同一纪念空间内举行仪式往往能够产生更好的仪式效果，参与者的情绪情感通过彼此的互动交流得以强化。而“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这一过程依赖仪式的反复操演完成。仪式的周期性举行唤醒情感，并借助身体实践的规训引发引起情感共鸣，结成共同体，强化情感，自觉产生情感认同。
（一）纪念馆场域的塑造营造氛围
纪念馆现场的陈列、文物，以及布置的横幅、图片、影像、插画营造一种神圣、庄严、肃穆的氛围，使个体一旦进入情境中，就心潮澎湃，自觉产生相应的情感，激发参与者的某种强烈情绪、情感。场域的塑造是一种情境创设，情境创设能使仪式主体从原有的时空或社会结构中过渡到另一个结构中，打破原有社会秩序和等级限制，特纳将其概括为结构(structure)——反结构(anti-structure)——(再）结构（structure)的过程，即仪式过程是阈限前（日常时空）——阈限（仪式时空）——阈限后（日常时空）的三个阶段，“阈限”状态中的人们进入一种神圣时空，此时参与者将注意力转向那些中心化、肯定性的内容上，情绪易被感染、体验被激发，随之而来的是涌现在人们心头的感性情绪，通过“移情”产生情感共鸣，生成信念和信仰。参与者在视听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思维得以释放，想象出多种场景，触发敏感神经，达到“共情”效果，也就是说“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概括而言，情境关注环境与主客体的关系，它通过一系列的视觉、听觉刺激，运用艺术性的直觉、感性思维，把握仪式在场者的感官和情绪。
（二）纪念仪式的周期性举行唤醒情感
仪式催生情感，并且在通过纪念馆内周期性的举行不断深化。而这与仪式的定义密切相关，它们是标准化的、重复的行动，即仪式具有重复性。仪式重复性唤起情感的途径如下：一仪式重演中象征符号唤起情感，象征符号具有明确地指征，多次重复呈现在仪式过程中，会唤起参与者情绪体验，逐渐形成对符号蕴含情感的认可。二仪式重演的核心是身体实践，身体的能动性产生行为惯性，派生出积极情感。表演者在仪式过程中握拳、呐喊、伸手的动作，扩大参与者感官体验，调动仪式氛围，传递积极的情感体验，加深勇气和信念。以周恩来诞辰几年为例，每逢整五年和逢十年都是大的周年纪念，从中央到地方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活动，如2018年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时，江苏省政协集体瞻仰周恩来纪念馆，通过静默肃立、鞠躬、敬献花篮的仪式予以缅怀。由此可见，仪式特别是纪念仪式的周期性举行，每年按照日历的相同时间举行重复的仪式，相关历史事件或人物浮现在参与者的眼前，在场者感到自己与历史人物处于同一个时空，仿佛自己就是历史中的人，参与者的情绪被当事人所触碰和激发，引发“情感共鸣”，自觉产生情感和内在信念。此外，仪式短暂欢腾结束后，日常生活也需要由此生成的记忆进行填补，提供情感动力和精神支撑。
（三）身体的操演强化情感
保罗·康纳顿直指，“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a performative language）......如果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操演过程本身构成了某种行为，行为借由身体实践来完成，比如手势、姿势、动作或者技能等。操演，具有两层意思，一是“操练”即对身体层面上的“控制”或“规训”，二是“表演”即情感层面的“流露” 或“表达”，通过对身体动作、姿势行为的严格按排，情感的深入表达，激起表演者与观看者共同情感，双方通过互动进入同样的“阈限”状态。仪式也能通过共同的身体操演唤起强烈情感。以周恩来纪念馆中举行重温入党誓词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例，宣誓人持立正姿态，面向党旗，一般举右手握拳宣誓；领誓人逐字逐句领读誓词，宣誓人跟读；领誓人读完誓词说“宣誓人”后，宣誓人分别报自己的名字。其中，宣誓人和领誓人握拳的动作、誓词的朗诵、各自报名字，他们“正是通过发出相同的喊叫、说同样的词语，或对某些对象表现相同的姿态，他们才成为和感觉自己是处于一体中”，获取共同的身份认可、集体认同，获得归属感，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每位参与宣誓的新党员在身体实践的操演时情绪、感情、思维融为一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由感情上升为认知。同时，身体实践的操演能使参与者陷入回忆，激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感情，对记忆中事物的感情也会转化为当下积极的情感。
三、纪念空间形塑历史记忆，建构政治认同
纪念空间是记忆的场所，它能建构人们的记忆，使人们回溯关于过去的记忆。换言之，“纪念空间具有塑造记忆的功能，而社会记忆又是民族或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可以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来源。”无论是纪念空间本身的建筑设计，还是在其中举行的仪式活动，其目的均是以叙事的方式，讲述周恩来总理传奇的一生，塑造共产党人坚守信仰、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记忆，树立“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形象，产生对共产党人的认同，及其所属群体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进而产生对中国共产党创立并领导新中国的认同，有利于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建构政治认同。
（一）共产党人树立崇高理想并始终坚守的记忆
周恩来纪念馆主馆内的第一篇章是“求学立志”，以少年时期图片引入，设置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主题板块，体现他立志报国的远大志向。同时，在展陈中有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学习成绩多科目优秀，还附有他作文获奖时与老师和同学的合影。随后赴日求学，后为投身反帝反反封建的潮流而写出了“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心壮志。馆内以档案资料的形式记录了周总理在欧洲求学期间，通过对各类思想、主义的潜心研究和对比，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在巴黎参与创建了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以图片、书信和文物的形式呈现。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后，他潜心研究，将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坎坷记忆
在共产党成立后他便认识到，革命需要有军队作为后备支撑，因此开始探索新型军队建设的实践。展馆主要通过周总理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立革命统一战线、新中国的筹建诞生几个层面展开。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起南昌起义，组建了共产党独立的军队。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促进国共合作抗日，如赴山西前线与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合作抗日的照片。面对中国内忧外患的格局，为促进国共合作，统一抗日，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与国民党代表张冲在西安南郊终南山会面、同秦邦宪、林伯渠与蒋介石在庐山谈判，展馆以完整的图片记录下来。展出了，在转战陕北后，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窑洞合影、具体工作环境的照片。所有展出图片的背景都反映出当时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但可见的工作区域整洁、干净，每一张合影照片中的共产党员都精神抖擞，眼神坚定，透露出他们为革命事业奉献的坚毅和对革命胜 利的信心。
（三）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记忆
场馆的设计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主馆北面附馆是呈“人”字形的二层建筑，向主馆自然延伸，拱托主馆，传达周总理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建国后他致力于推进国防、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建设。通过展出研制原子弹使用的手摇计算机、“两弹一星”模型，以及1964年10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电子资料和人民日报号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喜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相关报道，突出物质条件艰苦下，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强调国防的不易。外交方面，周总理倡导和平外交，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席日内瓦会议、参与指挥抗美援朝、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等，以出席会议的中山装、马克笔、以及其他展品，如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使用的新闻摄像机来突出。同时领导发展国民经济，亲自到河北等地查看小麦的收成图片，都表明扎根基层的作风。同时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文本记录新中国建立的艰辛。同时他辛勤工作，艰苦朴素，展出的办公室巴掌大小的台历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当日的工作事项、提醒，还有生病之时依然高强度工作的照片和建议根据身体情况调节工作情况的书信都是体现，展现出“人民公仆，心系人民”的主题。
整个周恩来纪念馆的展览都是围绕周总理少年立志、为新中国的诞生艰辛奋斗和建国后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轴线展开，突出的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毕生精力，不求回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使参观者自觉产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文章来源：第九届“周恩来班”政治思想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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