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期间的周恩来

　　1924年，当26岁的周恩来从法国启程回国时，已经是一位比较成熟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上评价他是“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回国后，在大革命的考验中，周恩来很快走上党的领导层。1927年起，他成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从这时候起，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他几乎参与了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和军队的各项重大决策。在《周恩来年谱》中，就记录了不少3月5日这一天周恩来参与的重大决策。

　　1927年3月5日，周恩来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关于怎样选择发动起义的时机，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周恩来认为：“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当场提出暴动时机并得到会议认可。在特委的领导下，由于事前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起义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在一段时间里，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推动革命重新走向“高潮”，是党不断探索和实践的重大问题。1928年3月5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是有碍的。没收自耕农土地重新分配，至少要在夺取一省政权后才能提出并实行。1929年3月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政治问题的报告，提出：“应加紧夺取群众的工作”，随后在他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的给各省委的一封指示信中，明确地提出：“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就是“夺取群众”。这是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是党的工作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转变。

　　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周恩来的许多个生日，都是在为夺取革命胜利而不懈奋斗的艰难困苦中度过的。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是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开幕那天，正好是周恩来的生日。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问题，并通过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13日，周恩来就过渡时期问题作了发言，其中提出了推动一系列工作“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全国统一”的建议。毛泽东在作总结时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就在这个月，刚刚51岁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二十六年总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长达二十六年，“总理”或“周总理”，成了他的代名词。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周恩来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许多奠基性贡献。他的生日，大都是在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和承担繁重任务中度过的。这一天，他签署、起草了事关国家全局工作的许多文件，细致入微地部署相关工作。

　　1951年3月5日，周恩来签署发布《政务院关于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该指示旨在加强科学院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以便规划和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周恩来始终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关键作用，曾指出“我们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把科学工作提到应有的地位。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科学水平能够与国家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1963年，周恩来出席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1952年3月5日，周恩来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天津市市长黄敬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3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这个办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

　　1953年3月5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报告的批示，其中提及，“关于改变作家生活制度一项，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先在文艺界酝酿成熟，然后有步骤有准备地推行，以期这种改变真正有助于改善作家的创作活动，提高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在二十六年总理生涯中，周恩来为党、国家和人民，付出了他的全部。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心中装着的全是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倡导自我反省和思想改造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周恩来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也是他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提出的倡议。周恩来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

　　让我们回到革命战争年代，1943年他的生日前后。当时周恩来正带领南方局认真进行整风教育。在此期间，为配合整风教育，周恩来多次开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党员干部会议，联系自己的斗争经历，系统地讲述党史，如关于大革命的报告等，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向蒋介石所作的大让步的经验教训。

　　3月18日，这一天，正是周恩来的农历45岁生日。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作自我反省，讲到了自己的经历，严格地剖析了自己：“参加革命团体，迄今已廿年，经常处在实际工作的情况下，故培养了些工作能力，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作风。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几分女性的仁慈（如看见杀狗及其它生物总觉难过），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 

 

　　当晚，周恩来写出《我的修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他始终倡导要加强思想改造，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丝毫放松。1951年，他给北京大学等北京和天津高校的师生代表作报告，诚恳地表示，“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并明确提出：“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周恩来以自己的言行，为全党树立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典范。

求同存异、折冲樽俎的外交大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他的领导和开创下，形成了新中国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他也由此被称为“外交大师”。1954年，当周恩来首次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重大国际多边会议期间，就有人惊叹地把新中国外交称为“周恩来的外交”。

　　1954年3月5日，周恩来56岁生日这一天，他专门约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如何加强外交活动的计划和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国际宣传等问题。两天前，即3月3日，中国政府正式答复苏联政府，接受邀请，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多边的外交斗争。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代表在多边外交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从中国政府方针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术准备，都由他直接负责。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函电和资料；多次约请外交部和其他方面的有关人士进行商谈；亲自起草《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考虑代表团组成的人事安排；并参加中央会议，研究确定参加这次会议的方针。据长期担任周恩来俄文翻译的李越然回忆：“准备工作真是强调到了一个非常仔细的程度了。”

　　3月初，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精心准备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要求利用这次会议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广交朋友；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应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

　▲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两部分进行，期间有交叉。从4月26日至6月15日，集中讨论朝鲜问题，从5月8日至7月21日，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团积极劝和促谈，发挥大国作用。

　　会议期间，美国代表杜勒斯在4月28日的发言中秉持其一贯的反共立场，把中国称为“侵略者”。杜勒斯发言后，周恩来发表了长篇演说，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我们没有侵略别国，我们将来也不会侵略别的国家。我们尊重其它国家人民摆脱外来干涉，选择和维护自己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的权利；我们同时也要求其它国家对我们也采取同样立场。”这是新中国总理首次在国际讲坛上阐明中方的主张。这些原则和主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一贯坚持的。

　　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各方谈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成果。关键时刻，周恩来从中做了大量协调和说服工作，积极劝和促谈，并提出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7月21日，会议达成了法国撤军和集结区划线的协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进行了8年的印度支那战争以法国承认印支三国的民族独立而结束。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将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充分展示了个人外交魅力。中国代表团不仅在力促印支实现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广交朋友，取得了重大外交成就。

　　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强调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了加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对新中国的了解，广交朋友，他指示接待外国记者时要来者不拒，区别对待；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对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他特意邀请当时在瑞士居住的世界电影大师卓别林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做客。组织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和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让人们看到了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新风貌。为有助于西方人理解，周恩来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引发积极的反响。 

▲周恩来与卓别林

　　周恩来的许多次生日，都是在这样的外交活动中度过的。包括1960年、1962年、1964年、1971年的3月5日，都留下了周恩来处理外事工作的记录。

　　1960年3月5日，周恩来接见中国赴越计划专家代表团时提出，介绍我们的经验要实事求是。帮助越南就同帮助我们一样，经济上要帮助他们建设一个相当的工业体系。1962年3月5日，周恩来接见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会谈中介绍了中国外交和谈判的一些经验。1964年3月5日，周恩来就访问锡兰期间与锡方领导人会谈的有关内容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1971年3月5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在周恩来提出的外交思想观点和他领导的外交实践中，既留下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优秀领导者的理论印迹，也留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典型特征，他引领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代风尚，为后人留下了永恒的财富。

日理万机奔花甲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希望把国家建设得好点，让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即便生日这天，他依然日理万机忘我工作，就连人们常说的“六十大寿”，他也是在旅途奔波中度过的。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做出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三峡工程及葛洲坝工程等治理长江的规划方案制定工作。为了提出科学可行真实有效的治理长江规划方案，周恩来决定先沿江实地勘察一下。1958年2月27日至3月6日，周恩来乘轮船“江峡”号自武汉溯江而上，对长江三峡至重庆沿江地区进行考察。

　　▲1958年，周恩来与随行专家共同研究三峡工程坝址优选方案。

　　

   从3月2日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有关人员围绕中央关于“如何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的问题进行多次讨论。周恩来一再强调大家要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大家也能充分地发表不同意见。周恩来边听边做记录，会议间隙还同李先念、李富春等交换意见。讨论会经常开到深夜，大家回去休息后，周恩来仍在仔细地研究墙上的规划和设计示意图，比较和思考着各方面的意见。在对三峡的勘察中，周恩来利用“江峡”号沿途停靠休息的时间，上岸与当地的一些干部和群众接触，体察民情。

　　60岁生日这一天，即1958年3月5日，周恩来乘“江峡”号到达长寿县，在参观完狮子滩水电站后，挥笔题词：“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通路。”据当年在“江峡”号上当服务员的钟素屏回忆说：“那一天，进餐时也没有给总理加菜，船上也没有举办什么活动，他就是这样在旅途奔波中无声无息地度过了这一天。在民间，60花甲可是要大操大办啊！”

　　3月23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作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25日，经过讨论，会议同意周恩来这个报告，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在这份文件中，既肯定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对何时修建又采取了谨慎务实的态度，防止了三峡工程在不具备充分条件的情况下草率上马。文件明确地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需要修建，也可能修建。”

　　对于周恩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1958年跟随周恩来赴三峡勘察的王任重后来回忆说：

　　“在随总理视察的10天中，我看到总理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对同志那样平易近人，主持会议那样虚心听取各种意见，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善于和各方面的人接触，人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许多和他偶有过接触的人，他差不多都能说得出名字来。他有超人的充沛精力，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中午也不休息。我比他年轻20岁，也不能像他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理的高尚品德、认真精神和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一辈子的。”

最后一个生日

　　1975年3月5日，是周恩来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这天夜里，周恩来获悉北京通县麦庄公社发现一条地裂缝，就要求国家地震局连夜派人赴当地调查，并具体指示应该解决现场照明问题。这一天，周恩来距上次大手术刚刚一个月，病情仍不稳定，几乎每天都便血。
　　确诊周恩来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由于一再延迟治疗，加上过度的操劳，他的病情愈加严重，身体情况每况愈下。1974年为筹备四届人大，周恩来不同意接受医疗组做大手术的建议，每天靠输血和其它治疗坚持工作。四届人大开过、中央人事安排确定以后，周恩来心里感到踏实了。他告诉医生：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975年3月，周恩来做肠胃检查，大夫又发现他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杨桃大的肿瘤。3月26日，他接受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手术完毕后，周恩来还在手术台上，医生们正在为他的伤口进行包扎时，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

　　据统计，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接受第一次大手术开始到1976年1月5日做最后一次手术，共做大小手术十几次，约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1975年12月中下旬，他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病重期间，周恩来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在他死后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遗体，好好研究研究，希望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976年1月1日，周恩来生命垂危，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的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8岁。遵照周恩来的遗愿，15日夜至次日凌晨，周恩来的骨灰由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乘飞机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资料来源：

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第1版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卷、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第1版

3.《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第3版

4.《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5.《走出西花厅——周恩来视察全国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6.《伍云甫日记》，《南方局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