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少年周恩来曾就读于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1911年，在高小部第六班的一堂修身课上，老师提问：“读书为了什么？”13岁的周恩来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个回答给当时提问的师长留下深刻印象，这段往事也因此得以留存于世间。20世纪90年代，这句名言入选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课本，更加强了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本文作者试图梳理出周恩来名言的传播过程，以期对这句名言及其影响力有更深入的理解。
1978年第一期《革命文物》发表了顾波撰写的文章《“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周恩来同志在沈阳读书生活片段》，文中写道：
在课堂上，魏校长问大家为什么上学，有的说是为了寻求出路。有的说是为了发财致富。当问到周恩来同志时，他庄重地回答说：“为了中华之崛起。”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南方口音，魏校长一下没有听清，于是他又沉静、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当时兼修身课，一九五八年去世，生前曾对子女多次谈及此事。）[1]
该文所述为“崛起”名言提供了诞生情景的当事人证词。也就是说，魏校长本人是“崛起”名言诞生的关键亲历者，他在1958年之前就已经把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留在了世间。
魏校长的家人和收集这则珍贵证词的文史档案工作者一并为此作出了努力。然而，按照周恩来一贯的作风，他是不愿意宣传自己的。就像1958年龙飞虎少将的回忆录《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出版后，周总理“为此曾多次批评过作者龙飞虎同志”[2]。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这句名言的大规模传播，晚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源自全国人民对周恩来总理发自内心的钦慕与怀念。
纪念周恩来与“崛起”名言的最初传播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1976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掀起了缅怀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成为妇孺皆知的时代名句，其中饱含着对周总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人格力量的强烈追念。
粉碎“四人帮”后，辽宁省沈阳市（原奉天）计划开辟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为纪念馆。1977年9月13日，中共沈阳市委决定，在周恩来总理母校原址举办“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展览”。展览的解说词中这样写道：一次在讲课时，老师提问学生，为什么读书？周恩来同志庄重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表达了他为挽救民族危亡，使祖国独立富强的决心。这是笔者搜集到的史料中，最早公开发布“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出处，整理者为时任沈阳市第六中学校长宋延钰。沈阳六中的前身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学校）。
1977年11月，胡华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编写了《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其中写道：东关模范学堂的魏校长，有一次把同学们召集起来，问大家：“读书为了什么？”有一个同学回答说，为了寻求出路；还有一个同学说是为了发财致富。周恩来同志的回答是：“为了中华之崛（音jué）起。”胡华在“后记”中提及采用了沈阳市第六中学提供的材料，其校长宋延钰正是《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介绍》的整理者。因此，可以判断，胡华有关“崛起”名言的内容，来源正是沈阳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展览。值得注意的是，胡华在书中，对“崛”字还加了拼音标注，说明他意识到，当时的青少年对这句话尚不熟悉，加注拼音可以有助于这句话的理解和传播。
以东关模范学校旧址成立纪念馆、首次举办纪念展览、展板解说词公布为标志，开始了“崛起”名言的初期大众传播。
不论宋延钰整理的展板解说词，还是胡华撰写的书，都围绕“崛起”名言来体现少年周恩来志存高远的形象。在追溯“崛起”的思想源头时，二人文中均提及在高弋吾老师的思想引领下，周恩来读邹容《革命军》《民报》等革命书籍报刊，以及1911年夏天周恩来与同学何履祯在魏家楼子参观日俄战争遗址的思想冲击和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
重要证人转述一则珍贵口述史料
尽管少年周恩来到东北读书是周氏家族长辈一手决策、操办，但这一时期关于周氏家族长辈的直接史料却十分少见，仅有一些概括性的叙述散落在周恩来南开学校读书时期、留日时期的作文、习作和日记中。因此，周恩来同班同学何履祯及其家人讲述1910年秋天周恩来刚到沈阳时的口述史料就显得弥足珍贵。
这是一则关于四伯父周贻赓（周恩来父亲的同胞长兄）嘱咐周恩来的故事，最早见于1979年12月胡景芳著《周总理童年的故事》：
他跟大伯父到奉天，是坐火车来的。一出火车站，大伯父指点着东至陆军医院，南到公园花墙，北达七马路一大片繁华的地方，告诉恩来同志：
“没事不要到这地方来玩！”
“为什么？”
“这里是外国租界，惹出麻烦，没处说理去啊！”
“那又是为什么呢？”恩来同志爱打破砂锅问（纹）到底。
“为什么？中华不振啊……”
恩来同志进了东关模范学校之后，大伯父在车站前的谈话，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租界地什么样呢？为什么不能去呢？
有一天，他询问一位跟他十分要好的同学何履祯：“你去过外国人的租界地吗？”
“去过，可有看头啦！”何履祯说。
“能带我去一趟吗？”
“为什么不能，礼拜天吧！”[3]
在这个颇有文学色彩的故事中，作者引用了何履祯的真名。因此，周恩来问能不能去租界的对话，何履祯是当事人。至于四伯父关于不要去租界的嘱咐，排除掉作者自己的文学想象，很可能是周恩来在与何履祯的交谈中自然而然讲起来的。“中华不振”的表述方式，也较符合四伯父作为在奉天度支司即财政局供职的知识分子身份和思想深度。因此“中华不振”的表述，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可视为有直接关联的思想。
胡景芳是辽宁儿童艺术剧院的一名编剧，青年时代曾两度见到过周恩来总理。1978年3月周总理诞辰80周年之际，他开始创作周恩来总理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沈阳部分的史料正是何履祯家人和沈阳六中提供的[4]。
沈阳六中校长宋延钰详细描述了“何档”的发现过程：“1977年1月8日，沈阳各界人民为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并在报纸和电台上报道了纪念活动的消息。当时，在沈阳市新城子区第一小学校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的何履复同志听到报道后，给总理母校纪念馆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堂兄何履祯在您校奉天东关模范小学校读书时，和总理是同班同学，交非浮泛，谊切同胞。周总理离沈南归时，何履祯的祖父何殿甲写诗赠文送别，手迹尚存。何履祯已于1954年病逝于河北邯郸，生前一直和总理保持通信往来。病逝后，家属在生活上还多次得到总理的关照。’”由何履祯家人提供的史料，包含三部分内容，除了上述四伯父周贻赓关于租界的嘱咐，还有周恩来在魏家楼子村看日俄战争遗址、与何履祯祖父何殿甲诗文唱和，并有何殿甲先生1913年写的《赠周恩来南归诗》和《赠周恩来文》留存[5]。
新华社消息起到关键的传播作用
1978年3月6日，新华社发表《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展览在沈阳正式展出》的新闻稿，原文如下：
新华社沈阳三月六日电 为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展览”在沈阳正式展出。三月四日上午，在沈阳市第六中学隆重举行了展览的开幕式。
参加开幕式的有中共辽宁省委、省革委会和中共沈阳市委、市革委会、沈阳军区的负责同志以及工农兵各界群众代表共一千五百多人。
郭沫若同志为这个展览和沈阳市第六中学题了字。
沈阳市第六中学前身为“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简称“东关模范学校”）。一九一○年春天，周恩来同志十二岁，随伯父从江苏淮安来到辽宁，先在铁岭银冈书院（现铁岭银州镇第八小学）就学，同年秋转到这所东关模范学校，直至一九一三年九月才离此去天津南开学校。
现在，这个学校里周恩来同志当年上课的教室和当时的图书馆已经整理好，同时设有三个展览室，陈列文物二十八件，展出照片四十九幅。其中有很珍贵的周恩来同志当年在校时的留影、作文以及他写给同学的赠言手迹。这个展览主要地介绍了周恩来同志在少年启蒙时期的学习生活和周恩来同志早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为“中华腾飞世界”而奋斗的宏大志向和革命精神。这个展览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能够举世皆知，正是从新华社的播发开始的。此后，新华社还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题，报道过中国选派学生赴法国留学获得优异成绩的通讯。
自新华社发布后，关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文章大量涌现。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名言还与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群体最响亮的时代口号。
“崛起”名言与“振兴中华”同频共振
回溯1975年1月13日，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用坚毅、清晰而响亮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出：“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报告的最后，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感人的一幕被电影胶片记录了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中国人在20世纪最后20年奋斗的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国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在时代大潮面前，一代青年在“实现四化”中找到了人生目标，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找到了行动的动力和个人的价值。共青团中央和教育界敏锐地捕捉到了青年群体的心理动态，用一轮轮“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宣传浪潮引领了时代风气。
周恩来总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遗愿需要大量的人才。读书成才成为青年的时代追求，全国各地到处是挑灯夜读的夜校。盛夏，天安门广场的夜晚，青年们借着明亮的聚光灯在广场上读书……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高占祥在1981年12月发表的《振兴中华 勤奋学习》一文中说：“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是当代青年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周恩来总理青少年时期的名言成了广大青年的座右铭[6]。
在改革开放初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背景下，把“振兴中华”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并提绝不是偶然的。这背后有一个极富时代色彩的真实故事。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争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对南朝鲜队的关键比赛中，在两局失利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战胜对手，赢得出线权，挺进世界杯。比赛次日，新华社记者以《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为题写到，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欢呼雀跃，11座宿舍楼的4千多名学生不约而同地拥出房门。顿时，在楼群间的空地上，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祖国万岁！”“中国万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大学生的喊声，也是10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中国男排的这次关键性胜利，早于中国女排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整整8个月，是改革开放初期体育点燃爱国激情的一个前奏。直到今天，在中国男排的官方网页上，还写着这样的话：北大学子喊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随后，该口号传遍大江南北，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事业注入强大的号召力。
80年代初，周恩来在1917年为中学同学题写的“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同样成为高频词，屡见于报章杂志。1985年，原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为《中学生》杂志撰写的《珍惜大好时光，树立远大志向》一文中写道：青春时代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就是在这时立下宏伟志向的。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他说，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远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周恩来同志未满十五岁时，就发出了“为中华之崛起”的呼喊[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进入义务教育阶段教材
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题的周恩来少年时代故事，在互联网诞生之前，经历了从发生地展览，宣讲，书籍、报刊出版，电台、电视、电影播映，再入选义务教育阶段课本的递进式过程，完成了一个故事从课外阅读到成为“经典”，纳入学生课程内容的终极形式。
“崛起”名言故事被教育界关注，从笔者进行的大数据搜索来看，最初集中在小学历史课、政治课（后为思想品德课）教师的关注，直到被正式纳入语文课程。1981年第4期《湖南教育》发表黎明的《培植灿烂的理想之花》，他谈及自己班级中的现象：“我班学生谈到自己的未来时，有的只想捞个‘红本本’（国家粮），有的只想建个‘安乐窝’，有的甚至还想到漂亮的妻子、舒适的房子……”这位富有责任感的老师写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在近年来，始终把理想教育作为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他引导学生学习革命先辈在青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的动人事迹，如学习毛主席“以天下为己任”，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82年第5期《小学教学研究》发表陈忠的《运用历史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文中论述了“新开设的小学历史课，正是培养学生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的又一阵地，教育他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教版初中语文第一册（7年级上册）引入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文。这篇课文基本沿袭了胡景芳《周总理童年的故事》相关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生接受能力的提升，同名课文又将几乎一样的内容，以新的叙事方式进行了重构，入选人教版小学四年级上册。同时，关于本课文的优秀教案屡见于教育界专业刊物。
结论
1911年，在列强环伺的东北，13岁的周恩来喊出了少年时代的最强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时，他内心的国家意识觉醒了。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国家，这种认知的觉醒发生在东北，在这个中华民族国难所系的“火药桶”里。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志在四方”与“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一起，诠释了一位少年的个人志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是少年周恩来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值得追索与思考。
一百多年后，“为中华之崛起”已经有了当下时代所赋予的新的意义。怎样继承与发展“为中华之崛起”的精神内核？这才是我们今天追根溯源的本来意义。
注释：
[1]革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革命文物》双月刊，1978年第1期，第23页。
[2]徐有力、李群主编《周恩来百年书目图典》，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3]胡景芳：《周总理童年的故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3页。
[4]胡景芳：《为中华之崛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5]宋延钰：《衔华佩实少年日—周恩来在沈读书史迹寻踪》，载《党史纵横》1995年第2期，第12—13页。
[6]高占祥：《正义之春畅谈录》，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
[7]《中学生》杂志社编《和中学生谈心 点亮你心中的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上海翔宇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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